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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读后感】农耕神——地袛，与征服神——天孙的婚姻故事（一）

近来重读了《络新妇之理》，这本书的主题是女权。关于女权这个话题我不想多说，只是里面关于历史的一些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

耕与战。

前者其实是属于母系社会的，而后者属于父系社会。

然后我想把这个观点套在先秦上面并作一定的延伸。

 

此处删掉一千字。

全是以前写过的废话，也是正儿八经的读后感正文。

但是，但是我发现我的思想并没有什么进步......所以干脆删掉了。

 

最近重读《络新妇之理》才发现，以前我的某些思想的来源……这本书我第一次读是在初中。

当时真的是什么都不懂。

 

言归正传，下面说正题，在进入父权家长制之前的母系社会。

我前面有一句话打错了，这个世界上不是“几乎所有的原始遗迹均是母系社会”而是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农耕文明原始遗迹均是母系社会”。

当然，考虑到非农耕文明的遗迹数量占比，只能说，农耕文明比较容易留下遗迹。

但的确如此，这个世界的文明进化史并不是全由原始母系社会到原始父系社会，联想到哺乳动物大都是天生的父系传承，比如猴和猿，群体中永远只见猴王，而不见母猴王。

通过统计，世界各较原始的民族中实行母系的只占15%，且多发生在农业社会中，在狩猎、采集或游牧民族中则很少见。

你发现区别在哪里了吗？

区别在于，相对动物而言，农业社会是初步达到自给自足，而其余的狩猎、采集、游牧则基本上是对大自然的索取，与动物的生存方式差别不大。

但是，在这里面，游牧和其他两个并不大一样，在大自然的压力下，其自给自足程度虽不如农耕，但也不是后两者这种，说难听点，纯部落文明可以相比的。

这点从社会的人口上限也可以看出来，自给自足程度越高，社会稳定性越强，人口数量越多。对比一下十七世纪同时期作为小农经济代表的明，游牧文明代表的蒙以及初步脱离狩猎与采集的女真的人口，便可以发现这个事实。

把这个理论套用到我国，考虑到我国的温差、降水量等各项因素，基本上农耕与游牧的过度趋势是从东南往西北。

换句话讲，即从地理条件来看，如果底子上作为农耕大国的我国在历史上存在过母系社会的话，那么其自然起源毫无疑问是东南，而相对而言，父权的起源更偏向于西北。

这个么，其实是有现象佐证的，比如在每次女权运动中都是焦点有关于人不得不说的下半身问题上，传统观念一直是，在历史上，西北的民风普遍要比东南保守。

这个，当然也有其他原因解释，比如气候，毕竟就我国气候而言，天热穿衣少，犯罪可不明白什么叫做“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政治正确。但我想指明的是，在人可以对自然进行一定程度上主观能动性改造的时代，脱离人文纯谈自然那是不可能的，比如现代西边某些国家，明明天气都热成那个死样了，妇女们还争穿一身黑，这明显不是纯因为气候。

在历史上，由东南起家，一统八荒六合的王朝是有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起源于黄河下游的商便是如此；当然,由西北起家而后号令天下的王朝也有，那就是起源于陕西关中渭河流域的周。

商朝并不是一个“母系社会”，这里母系社会是指度娘百科的定义，“建立在母系血缘关系上的社会组织，是按母系计算世系血统和继承财产的氏族制度”，很明显，从成汤到帝辛，世系血统的计算并不按照母亲来。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权力的过渡。

我举个栗子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过渡”，比如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自秦代开始就成为体制内的权力的最高代表，但是，熟读《三国演义》的我们可否能说明在三国时期三公的实际权力？

我不想说明权力是如何“被过渡”的，我只是想假设一下，如果我们将三国之前所有的历史部分焚毁，只拿三国及以后的历史来做一个对民众的抽样调查，《探讨“三公”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地位》，那么有多少人能够认为这三个职位，在历史上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最高权力上的荣誉象征，而是真真正正有过实权呢？

还有一个例子，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罗马王政时代被推翻后，坐在执行层最高位上权力的代表是以“法西斯”作为象征的罗马执政官，往后，经过共和时期，这个代表从执政官变成了元首——元老院首席公民神圣的奥古斯都。

还是那句话，如果将历史上罗马帝国时代以前的资料都部分焚毁，让人们在仅明白在共和国时期元老院处于帝国顶端，共和国时期依然有着“元首”这一荣誉称号，那么有多少人会认为共和国时期的最高权力象征是“元首”而不是执政官？

商的最大难处是，我不能完全了解它，也不是完全不了解它。

我不是要否认从成汤到帝辛的功绩，商朝是怎么样，谁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一个职业，这个在东南出身的商朝无比发达，却在西北出身的周朝得到了毁灭性打击的职业——巫。

“巫”，从先秦小篆到现代简体字，它的变化一直不大，上一横顶天，下一横立地，中间一竖直通天地，中统人与人，意指通天达地。

这个字，从构造上来讲，可以看得出是一个原意非常尊贵的字。

但在现代，包括在周朝，这个字组成的词在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影响力更为庞大的精英阶级眼中都不是什么好词。巫婆、巫师，一听就是神神叨叨的，魏国西门豹除巫治邺，至今都被人所传颂。

商朝，是一个我国历史上出了名的“巫政合一”时代，其宗教核心为“占卜”，分为“多卜”和“贞人”，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其技术手段，都使用“卜”，即“灼龟见兆”；二者的不同点在于，“多卜”必须由“太卜”统领，被权贵阶级所专业垄断，而“贞人”不是，“贞”是指问卜的人，问贞一事，上至商王下至百姓，人人都可以做。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周朝的精神文明建设，周公出于改造文化的需要，并未将传统完全抛弃，他选择创“祝”去取代“巫”。

“祝”，周制六官之一，周公与其子都曾亲自担任这一职位，春官宗祝，宗伯和太祝。主祭祀之官，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

简言之，就是礼部尚书。

周公将“巫”中其他的职能全部解除，只留下了用于“祈祷祖灵”的“祝”。这点被后人所传承，发展出了我国特有的“祖先崇拜”。

把话题绕回来，“巫”这个字，尊贵，在商代的权势可通天地，但在人文发展史上，“巫”这个字，它仅指女人。

女巫是个习惯语，但在过去，这个词就用的稍显累赘了，因为沟通神灵的男子在表意上与“巫”字无关，他有另一个专门用字，“觋”。

左丘明《国语》有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觋。

我想问一句，有多少人知道后面这个字念什么吗？

根据瑶山良诸文化的墓葬资料，“觋”的地位一般要高于“巫”，这点我不反驳，只是我很奇怪，在周朝史官明确知道商及以前“在女为巫，在男为觋”的基础上，为什么只有“巫”这个字被百姓所记得。

因为即便有“觋”，这个大的宗教团体也整体被“巫”所把持。

民众的印象是需要时间与空间的累积的，就像“皇帝”一词，如果没有特指，那么所有人的潜意识里就会提出“男性”这个条件，即便有武则天，但是庞大的皇帝基数，足以将特例的印象给淹没。

“贞人”是个没有范围的，广受上、中、下三个阶层人民所喜爱的社会活动，但是经过了从成汤到帝辛的八个世纪，人们对于“巫”的记忆要远远深于“觋”。

可以这么说，在我国古代的宗教体系中，占据最上层的是“觋”，“觋”的地位要比“巫”高，但是“觋”却不直接与人民接触。

为什么会这样？

我大概将其YY为，这是一种权力的转移。这个转移并不是从周公开始，周公只是干得更彻底，而是早在新石器时期（良渚文化）的东南部时，就已经有了。

更何况，商代来自于农耕文化发达的东南不错，但是，商制承夏，夏的起源无论是河南的西部还是山西的南部，反正都是渭水中下游，以当时的天下范围来看，都可以叫“商”一声“东夷”。

“巫”这个字，成型要比“觋”早，这点从构造上也可以看出来，“巫”字的结构很完美，但“觋”字却比较合成。

“巫”与“见”，合起来便是“觋”。从文字上直观，“觋”的意思就是看见巫，考虑到古代的交通，度娘百科上的解释是，“巫”与“觋”的区分，只是一个出远门谋生，即“出差”在外，一个在居住地谋生。从性别来讲，当然是男人出差比较方便。所以，“觋”可以定义为“男巫”。

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吧，但我总觉得不太对。根据历史，“巫”是一种“精神文明建设”，可以被归类于“早期宗教”，那么依照基督教的传播史，如果“觋”的责任是远门谋生，或者说像神父一样担任着“传教”重职，那么天底下很快会演变成“只知‘觋’而不知‘巫’”，而不会像现在这样反过来。

那么，“觋”的权力是什么？

在这个问题之前，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先说一下，在某些历史学家眼中，来自于马克思观念的“母系社会”的解释包括推论是不太可靠的，打猎与采集，如果这些早期原始人的生活方式和猴子没有区别，那么原始人也没有必要构建与猴子不同的社会结构。

母亲地位的上升，来源于农耕社会中的“自给自足”，对于耕种这件事来说，在早期的简单耕种上，男与女的体力差别被削弱了，反而女性由于拥有孕育下一代的能力，而相对占据了上风。

地神，无论是那个文明，其根源形象都是母亲。

这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所有原始神话的源头都是女性，很正常，不是农耕文明很难留下遗迹与传说，这不仅是可容纳人口的问题，同时也牵扯到改造自然的力度。

那么，下一个问题，父亲的权力从哪里来？

父亲的权力来源于金属，青铜与铁器。

不，其实这句话这样说不太好，太晦涩了，应该这样讲，父亲的权力早期只有一个来源，

那就是战争。

《左传·成公十三年》刘子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

只要战争一起，女人的地位就会直线下降。

就连西边在某些领域已经出了名的国家，战前妹纸们的确是被处于深深的歧视之中，但是起码没有到大规模物化的程度。以下半身的某些不得不说的事来讲，战前妹纸们在下半身的事情上被强行不平等，但是，战后，下半身的事情可能没有人去强行管了，但是，妹纸们已经开始在网上迫不得已给自己标价了，几百块钱，带我走！

一个人的一生，也就这样了。

这个很容易解释，对于一个朝不夕保的原始部落而言，在战争这么一个高消耗的博弈中，“兼有生殖能力和战斗能力”的女性从成本上而言，不适合上战场，反倒是“只有战斗能力”的男性更适合。

这个选择并不奇怪，因为历史上大部分人都是这么选的。偶尔也会一些例外，比如伟大的亚马逊，然后，然后它深深地存在于我们的传说中。

这是个很现实的世界，我国自古以来也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并且在如今这个很现实的时代里，有一句很著名的话，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在农业社会早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掠夺资源对于部落的作用退居二线，生产成为了部落发展的主流，因此，女人的地位直线上升；但是当因为技术提高而产生的新资源被瓜分殆尽的时候，战争才是第一选项。

在周没有发明“天子”一词之前，部落与王国的最高统治者被称为“王”。

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

这段是出自东汉许慎的《说文》，平心而论，董仲舒的解释非常圆满，基本上符合了普通百姓与王公贵族对于“王”字的期许。

但这段话有前提，前提是，如果民国时期没有发现甲骨文的话。

许慎，包括董仲舒，对于文字的解读是建立在《史籀篇》（大篆）的基础上，离甲骨文的使用大约要有近千年，汉字的演变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就像传话游戏一样，由于过程中的各种需要，最后与最初的理解并不一致。

甲骨文中的“王”字，据现代学者的初步分析，认为其来源是“斧钺”。

斧，斫也。钺，大斧也。

但是追本溯源，“大斧”和“斧”的开始用途绝对不仅仅是斫——砍树，而是一件不折不扣的礼兵器。

以战争用品而言，东晋范宁注《谷梁传》，将“钺”定为五兵之一。《墨子・鲁问》第四中又有“斧钺钩要,直兵当心”。同时，依照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中的相关内容，上古以“斧钺”为兵器是难以否认的。

以礼仪用品而言，成王将崩作《顾命》，内有记载，“一人冕，执刘，立于东堂，一人冕，执钺，立于西堂。”

斧钺，被一部分学者认为是权力的象征，类同于罗马的“法西斯”。

而“王”字，就是起源于此。

所有的王，在所有的已知记载中，都是男性。

而这，兵与礼，就是父权的源头。

下面，回到“觋”字的话题，为什么在“巫”之后，古人需要另造“觋”字来指代沟通天地的男性。

因为属于女性的“巫”权被彻底侵犯了。

顺便插一句，考虑到“王”字用甲骨文，“巫”字用篆书，二者来对比有点不合适，所以说一下“巫”字的甲骨文。“巫”字的甲骨文……其实原字比较像“王”，和“巫”字的篆书从构造上来看也是千差万别，但是古人造字亦用“横”表示人，因此“巫”的中横去表示沟通天地的人也是可以的。

上古无觋独巫，即便有男性，也以“巫”为名，比如著名的灵山十巫。

我，个人倾向于此时的巫或者巫咸是官职，否则你无法解释为什么巫咸的记载可以历经黄帝、唐尧、隐没了整个夏朝之后重新出现在商，彭祖八百岁都不够用啊。

黄帝时，昔黄帝与炎帝争斗于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曰“果哉而有咎”。

商时，帝太戊，雍己弟。用伊陟、巫咸治国政，殷复兴。

商代的巫咸，可能性……还是写不确定吧，但是史书载，巫咸之子巫贤，继承了巫咸的事业。

为什么金文中会出现“觋”，因为需要区分。

谈到欧洲的历史上，提到教皇就会设定“性别：男”，但实际上，欧洲是出现过女教皇的。

Joan，是相传在位于公元853至855年的天主教女教宗。

即便真的有女教皇Joan，但官方的记载也会是教宗，而不是“女”教宗，后者只是民间的一种叫法，以显示Joan的不同。

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一个个例，隐隐以男权至上的教会不会也没必要发明新词以示嘉许。

但是相反的，一旦个例不再是个例，比如，当教徒中的女性多了以后，就会有“修女”去证明与“神甫”的不同。

“觋”，当其作为个例去侵犯“巫”的权力，并不能生成“觋”这个字，只有当“觋”达成一定规模后，才能与“巫”相匹配。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二），不要问我......这是我两年前（？）的文章